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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福具臻网编辑：许志豪时间：2025-04-05 17:14:52

应当具有连续性，而不应陡然巨变。

体系性思考的结论是，死者名誉权保护说从体系的角度看更圆满，并且能够获得一般理论的强有力支持。[49]穷尽某一事物的普遍道理就是将这些普遍道理推及或扩展（extend）到个别事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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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见注[27],第79-80页。有学者在法律教条和法学通说之间作出明确的界分：法学通说是一种理论共识，而法学教条则是一种法学独断。在这个意义上，体系性得到了更好的维护，权利能力相关的实践也得到了更好的理解。法条主义则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姿态面对法律实践，在现行法文本的框架内针对司法实务中的问题来展开研究，获得解决方案。从体系性的角度看，保护死者亲属名誉利益的学说遭遇的最大困难在于，名誉权主体活着的时候，其近亲属的间接名誉利益得不到保护，而一旦名誉权主体去世，他们的名誉利益就可以得到保护。

然而，法条主义者或法教义学家实际上无法接纳这样一种对法律融贯性的薄弱理解。死者不复存在，自然无从支配利用，更遑论侵害。[72]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第二，这些论争和反思本身可能有如费耶阿本德和拉德布鲁赫所提示的那样，不仅没有找到法学包括法理学的真正问题所在，反而因为提问方式和反思方法的偏颇，使得反思本身或是陷入了无谓论争之中，或是弄错了中国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问题症结，或是荒废了法学包括法理学的本职正业。由于法理既具有本体或实体的维度，又具有方法或视角的维度，还具有价值的维度，所以，以法理为研究对象的法理学，意味着它不仅探究本体论问题，而且也对法理学自身的研究方法有着清醒的自觉和反思，并且关注价值论问题。[66]同注[41]，第十版前言。例如，霍布斯、霍兰德等人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实证法、实在法，而康德、考夫曼等人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自然法、正当法。

例如，面对以基尔希曼为代表的对于法学科学性的诸多质疑，其后出现了诸多为法学辩护的有关法学方法论的理论回应。[101] 法理概念的提出，是对法理学问学方式和学问特质的自觉和反思，是对法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澄清和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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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理之所以成为整个法理体系的基础和根本，在于其他一般和具体法理往往都是以这些基础法理作为前提和预设的，有关基本法理问题的不同立场、方法和回答往往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与之相应的一般法理和具体法理问题的立场、方法和回答，甚至后者能够直接从前者推论和衍生出来。再次，法律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具有意义和价值的维度，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能被理解。法理学一般意指广义的法理学。因而，以法理概念来统摄和指称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为一种更为合适的理论。

（二）法理的论域范围法理概念不仅具有上述丰富的内涵要素，而且这些内涵要素分别触及了性质不同、类型有别的主题和领域，使得法理概念具有广泛的论域范围。自此以后，西方对于世界的哲思追问和哲理求学方才具有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明确构架，具有了针对意识进行自觉意识和立基思考进行反身思考的性质，这使得西方的哲思追问活动和哲理求学实践成为了一种哲学。[18]参见陈嘉映：《说理》，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应当具有严谨性，而不应破绽百出。

[20]阿列克西同样强调反思性之于哲学的根本意义。又如，《布莱克维尔法哲学和法理论指南》按照具体学科领域阐释了刑法理论、侵权法哲学、合同法理论、证据法理论等法律部门的具体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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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注[43]，Robert Alexy文，第1-13页。不管这些既有理论论述的所谓法律是哪种性质的法律、何种形态的法律（作为现实形态的法制与作为理想形态的法治），强调的是法律的何种一般原则或根本原理，它们至少都忽略了本应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学。

第二，法理如何能够成为新的概念？即法理的概念内涵、外延及其属性为何，这个概念如何回应其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法理为何能够发挥和承载其所设定的理论功能和实践意义？也就是说，法理必须概念化。[36][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14页。这种法学具体科目的限度意识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画地为牢、各自为营的领地、界线意识，而是一种各有所长、术业专攻的专业意识，也更应是一种各有所短的界限意识。这使得法理概念涵括了法律所触及的三个主要论域，亦即法律的经验/事实领域、逻辑/规范领域和价值/评价领域。[68][英]韦恩•莫里斯：《法理学》，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但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哲学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可能存在没有本体论的方法论，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方法论的本体论，所谓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提法不过是对哲学的人为的分割和分类。

同时，这种界定本身也是一种限定，因为一切规定本身既是界定，也是限定，因而一定意义上还是否定。[33]庞德认为，‘法理学就其最为广泛的意义来说乃是指法律科学，即一种有关法律制度、法规律令和法律秩序（亦即对社会所做的法律规制）的业经严格规整和组织的知识。

实务中的任何法律论证，无论何等细致与有限，都假定了法理学提供的那种抽象基础……法理学是裁判的总则部分，是任何法律决定的无声前言。例如，奥斯丁指出：法理学的恰当研究对象都应当是实在法：所谓实在法，即是指在某一独立政治社会中，由其主权者、最高政府通过默示或显明的权威所构建、确立的法律。

正是由于法理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要素、广泛的论域范围、复杂的结构层次和多重的维度属性，使得法理具有泛在的存在形态。例如，亚里士多德所谓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96]这表明我们还可以从方法或视角的意义上，针对法理提出这样的问题：法理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维度或方法？如何才可以称之为法理分析、法理解读？如何才是一种法理化或法理性的思维方式？等等。[59]埃利希所谓在当代以及任何其他的时代，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学或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例如，我们常常在以下语境中使用法理一词：……的法理证成、……的法理基础、按照法理、根据法理、法理中国等等。[42]因此，当普佛尔滕等人使用哲学的视角或方法观察和研究法律时，其视界所见到的对象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法教义学、法史学的视域所看到的法律。

结语正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应当具有稳定性，而不应朝令夕改。

[51]同注[35]，[德]科殷书，第1-3页。[49]再如，魏德士认为，法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和任务包括：什么是法、法起什么作用、为什么法在起作用、法为什么有效、法与正义之间是何关系、法如何适用和发展、法（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等这些主要问题，法哲学强调的是对法的理性地再反思，涉及的是法应当如何的问题。

[29]本文所谓法学主要指广义的法学，包括狭义的法学（法教义学）、法史学、比较法学、广义的法理学（包括狭义的法理学或法哲学和法的一般理论或一般法律科学，当然，狭义的法理学/法哲学与法的一般理论/一般法律科学之间难以清晰界分，本文将其统一视为广义的法理学）等等所有以法律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法学科目。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哲学的本质》，王凌皞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总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16页。

[23]See Jr. Fred D. Miller and Carrie-Ann Biondi, 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from the Ancient Greeks to the Scholastics, Springer,2015. [24]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米诺斯》，林志猛注疏，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这使得把法理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一方面克服了上述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笼统地表述为一般法、普遍法或是界定为法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所带来的含混和模糊，更为清晰地表征了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层次和结构。[5][苏]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冯维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52-353页。法理是法律事物的规矩性，亦即条理或事理，作为法之条理、事理的法理是法律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当然之理。

[3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引论，第19页。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局限于个别的孤立的规则，那就不可能了解法的性质。

[54]这就是说，由于法理学的问题论域本身处于不断开放之中，因而始终无法穷尽所有的法理学问题，因此我们无法从论题、主题、问题的角度来界定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51]齐佩利乌斯认为：法哲学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用理性的手段研究法的概念和正义这两大问题。

[41]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取决于所研究之对象，即法律的本体论定位。法理这个全新的统合范畴之所以能够成为表征、回答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概念，主要在于其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要素、广泛的论域维度、复杂的结构层次和多重的维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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